史说渔港历史
沈家门渔港与海上丝绸之路
沈家门渔港，是我国古代对外开放港口明州港（宁波），通往高丽、日本必经航道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唐代中期就已形成。唐显庆四年（），日本2艘遣唐使船，途遇风暴，其中一艘来到了须岸山（朱家尖）。唐咸通四年（）日本高僧慧锷从五台山请得观音菩萨归国，从明州出发，先到沈家门，再至于梅岑山（普陀山），遇风暴，舟触礁后，只好留观音像于山上，渐形成观音道场。
《图经》一书记载了当时从明州到高丽的航道。明州三江口桃花渡或定海（今镇海）招宝山出发，过大浃门，过虎头山，到沈家门，再至普陀山，过海驴礁，到蓬莱山（今岱山），入白水洋、黄水洋、黑水洋，过白衣岛、苦苫苫、唐人岛、分水岭，入高丽礼成江，由陆路进入王城。
“对开两门，四山环拥”的沈家门，既是海内外船舶的天然良港，也是航海者祭祀岳渎之神的地方。元丰三年（），阁门通事王舜封，应高丽国王王徽所邀，出使高丽为王徽治病回国，途经沈家门外的莲花洋，遇到巨大海龟顶拱船只，王舜封立即遥望普陀山观音菩萨，进行礼拜，礼毕海龟才消失。为此，徽宗奉诏改赐“不肯去观音院”为“宝陀观音寺”。
明景泰四年（），日本遣明使允澎，率使船9艘，停泊于莲花洋，由沈家门地方派出百艘彩船，环绕使船列队欢迎，并赠送酒、淡水、食粮等物，进入沈家门港后，又有官员乘画舫50艘，吹角打鼓迎接，然后由巡检司官员作向导，进入宁波港。归国时，又有数百艘战船，数万海军士兵护送到沈家门，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。千年以来，沈家门港内曾经百舸争流，贡艘浮云，热闹非凡。
沈家门渔港开发史
明代时的沈家门港，只有今天的小西湖和新街周围的两个海湾，渔民基本上集中在泗湾、教场，依山湾、凿井而聚。从现存的龙眼井潭、陈家湾井潭、戚家湾井潭、缪家塘方井潭、泗湾双眼井潭等五口古井的分布上，就能看出“茅屋村村绕白沙”的原始民居格局。而在宫下一带，存在一个沈家门渡，舵岙、南岙、大蒲湾、小蒲湾等地的居民，都是通过此渡口与外面交往的。清康熙四十八年后，此渡口才向南移，成为后来的“大道头”。
明洪武十九年（），由于倭寇侵扰，清顺治三年（），由于明朝遗臣在此抗清复清活动，明清政府两度实行海禁，“午前徙者为民，午后徙者为军”，查村搜岙，见人就赶，将居民尽迁内地，仅少数逃入深山者留了下来。沈家门二度成为荒无人烟之地，印证了沈家门“成名早，开发晚“的老话头。
清康熙二十二年（），台湾平定，次年朝廷颁布“展海令”，展复舟山，召民开垦，自此沈家门居民纷纷返回重建家园，同时带动了镇海、奉化、宁波、温州、台州等沿海各地人民迁入。从此，沈家门居民凭借独特的天然优势，操舟弄桨，撒网捕鱼，辛勤劳动，唱响了一部沈家门渔港的开发史。
清康熙四十八年（），舟山迎来了一位名垂青史的知县缪燧，他发银先后修筑了东横塘、西横塘、荷叶湾塘、墩头塘等海堤，岸线相连、挡潮水与塘外，泊渔舟于岸前，平地面积大幅度扩展，基本形成了今日沈家门港区格局，为随后百年沈家门渔港的拓展和繁华创造了基本条件。
沈家门渔港正式形成
至同治年间（-），沈家门渔港开始真正形成，渔业兴旺、商贾衍生，集市渐兴，水产品、农副产品多在街头设摊交易，并于光绪年间始称为镇。光绪九年（）编修的《定海厅志》载：“沈家门镇每岁春季渔船停泊之所”，港内停有福建、勤县、定海等地的渔船近艘，人口达余。
清光绪三十三年（）编写的《定海乡土教科书》中称沈家门：“市肆骈列，逼临港口，最便运输。交冬令，闽舟之捕带鱼者，栖泊与此。海物错杂，贩客麇至，更为繁盛。港至南以户家屿（鲁家峙），为寄碇胜地。”这时的东横塘、西横塘即现今的东大街、西大街，为海岸最前沿，为渔港最繁华的地方，堪称清代的一条沿港马路。民国初海涂又涨，渔港外延，慢慢贯通东边的茶叶湾和西边的墩头外塘，形成了更长的岸线。
至民国13年（），已是“冬季值渔汛，帆樯如林，街衢廛舍，鳞次栉比”。民国25年（），已有鱼行栈多家，从业人员多人，上海《申报》载“浙省定海渔业，冠于全国，而沈家门地方，尤为渔民荟萃之区，每届冬汛，有大对船一千二百余对，放洋采捕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沈家门渔港达到了历史最高峰，与挪威卑尔根港、秘鲁卡亚俄港并称世界三大渔港。国家先后多次拨款，拆除沿港低矮民房建筑，拓宽沿港路面，顺直岸线，直达半升洞，并筑石砌砖护壁，疏通港道，整修码头百余座，形成了当今的滨港大道。每当渔汛旺发时，渔港内停泊着近万艘渔船，流动人口达10万以上。华东六省一市都在渔港设置了“渔业指挥部”。
文：石村
图：石一村平姜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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